挪用公款罪作为贪污贿赂犯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司法认定直接关系到公共财产权益的保护与刑法适用的精确性。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历经演进，逐步构建起相对完善的规制框架，旨在精准打击犯罪的同时，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与公正。
司法解释的核心要义在于明确本罪的构成要件。犯罪主体被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其范围依据《刑法》第九十三条及相关立法解释确定，强调职务与公共权力、管理职能的关联性。客观行为表现为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此处的“归个人使用”被司法解释赋予了具体内涵，不仅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亦涵盖将公款供予其他自然人、私营公司、企业或单位使用等情形。行为模式具体划分为三种：进行非法活动；进行营利活动且数额较大；以及超过三个月未还且数额较大。这三种情形分别对应不同的入罪门槛与情节要求，体现了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层次化评价。
在犯罪数额与情节的认定上，司法解释确立了量化标准与综合裁量相结合的原则。对于“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关键节点，司法解释设定了明确的数额起点，并授权各省级司法机关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在法定幅度内调整具体标准。这既维护了法制统一，又兼顾了地区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司法解释强调，定罪量刑不能唯数额论，必须全面考量挪用公款的用途、时间、造成的后果、退赃情况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态度等多重情节。例如，将公款用于非法活动，即便未达数额标准，若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重大损失，亦可能构成犯罪；反之，如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则可不作为犯罪处理。
司法实践中，厘清挪用公款罪与相关罪名的界限至关重要。其一，与贪污罪的区别关键在于主观目的：挪用公款行为人主观上意图暂时占用并计划归还，并无永久非法占有公款的故意；而贪污罪则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二，与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区别在于用途与对象：后者要求挪用的必须是用于救灾、抢险等特定用途的款物，且是挪作其他公用，而非归个人使用。司法解释通过明晰这些界限，有效防止了罪名的混淆与滥用。
共同犯罪的认定、挪用公款所生孳息的处理、多次挪用公款的计算、以及用于营利活动与非法活动的界定等问题，司法解释均提供了裁判指引。这些规则细化了法律条文，增强了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有助于统一裁判尺度。
关于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解释体系，通过细化构成要件、量化量刑标准、厘清罪间界限，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清晰且系统的适用指南。其价值取向在于，在严厉打击侵害公共财产犯罪的同时，贯彻罪刑法定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实现刑罚的公正性与威慑力，从而筑牢公共财产管理的刑事法网，维护国家财经管理制度的严肃性与廉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