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与后续的自首情节交织，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法律评价课题。这不仅涉及对犯罪行为的定性，更关乎刑罚的公正裁量，深刻体现着刑法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交通肇事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故意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该行为本身具有独立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将其规定为法定加重处罚情节。逃逸动机通常源于对法律制裁的恐惧、侥幸心理或企图规避赔偿责任，其直接后果往往是延误受害者救治、加剧损害后果，并严重妨碍公安机关对事故的调查取证，破坏了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法律对逃逸行为持严厉否定态度，在量刑上会予以从重考虑。
行为人在逃逸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则构成了刑法意义上的自首。自首制度的设立，旨在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中，自首情节的成立，需要满足“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两个核心要件。这意味着行为人需在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虽被发觉但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有关单位、组织投案，并交代主要的犯罪事实。
逃逸与自首这两个情节并存时，司法机关如何权衡？这并非简单的“功过相抵”。司法裁量遵循的是一个综合评价的过程。逃逸是已经实施的违法行为，其造成的危害后果（如因延误救治导致伤亡扩大）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因事后自首而抹杀。自首是事后表现出的悔罪态度和主动接受惩罚的意愿，反映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裁判时通常会先根据肇事及逃逸行为确定基准刑，再将自首作为一个独立的从宽量刑情节予以考量。
最终是否从宽以及从宽的幅度，需综合全案情节判断。法官会审慎考察肇事后果的严重程度、逃逸时间的长短、逃逸是否导致更严重后果、自首的动机是否真诚、自首的及时性以及事后对被害方的赔偿和取得谅解的情况等因素。例如，肇事致人重伤后为逃避责任仓皇逃离，但短时间内幡然醒悟，主动报警并积极救助伤者、赔偿损失，其自首的从宽效果可能更为显著。反之，若肇事致人死亡后长期潜逃，迫于压力才投案，且未能弥补损失，则从宽幅度会极为有限。
交通肇事逃逸后自首的案件，是负面加重情节与正面从宽情节的碰撞。法律既不会宽恕逃避责任的恶劣行径，也始终为迷途知返者留有悔改的出路。这一制度安排，既捍卫了法律的严肃性与公正性，也传递了鼓励自我纠错、促进社会和谐的价值导向，要求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敬畏生命、敬畏法律，在错误发生后勇于承担应负的责任。